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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妾制背景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网络整理 2019-06-11 最新信息


一、一夫一妻多妾制刺激了中国房中术的发达

秦汉时期的后宫制度大体以皇帝为中心, 正妻称皇后, 母亲称帝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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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贡禹在给当时的皇帝汉元帝上书时说:“古者宫室有制, 宫女不过九人, 秣马不过八匹……武帝时, 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 以填后宫。及弃天下, 昭帝幼弱, 霍光专事, 不知礼正, 妄多臧金钱财物, 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 凡百九十物, 尽瘗臧之, 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 大失礼, 逆天心, 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 光复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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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孝宣皇帝时, 陛下恶有所言, 群臣亦随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 取女皆大过度, 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 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 是以内多怨女, 外多旷夫。”[2]汉武帝时后妃爵位列为八品: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当时后宫美女已达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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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的吴后主孙皓, 后宫美女五千多人, 当时吴全国的人口仅二百三十万人, 男女比例应大致相当, 其中青年女子大概有五十万人, 孙皓占有的适龄女子数量高达1%。这个数字太惊人了!中书令太子太傅贺邵上书劝谏说:“今国无一年之储, 家无经月之蓄, 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 外有损耗之费, 使库廪空于无用, 士民饥于糟糠。”[3]如此奢侈荒淫, 亡国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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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晋武帝司马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灭掉吴国后, 将这些美女悉数充于后宫, 还嫌不够, 在273年到274年, 两次下诏禁止青年男女结婚, 以便他从民间选择美女。加上选来的美女, 后宫人数达到一万左右。[4]司马炎大规模的选美极不得人心, 以致民间怨声载道, 即使被选中的女人也没有任何高兴可言。一个叫胡芳的女子在选美中被选中, “而芳既入选, 下殿号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 何畏陛下!’帝遣洛阳令司马肇策拜芳为贵嫔。”[5]那么多如花似玉的美女聚集一处, 皇帝孤家寡人, 难以应付, “并宠者甚众, 帝莫知所适, 常乘羊车, 恣其所之, 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 以盐汁洒地, 而引帝车”[5]。于是他坐上羊车, 羊到哪宫门口停下, 晚上就临幸哪宫的女人。这些常年难得闻到男人味的女人, 于是争相“贿赂”拉车的羊只, 有的在门口挂着鲜嫩竹叶, 有的在地上撒上盐水, 以吸引皇帝的到来, 实现梦寐以求的难得的宠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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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封禅书》中, 司马迁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的过程追求———被欺骗———再追求———再被欺骗……简直是矢志不渝, 然而最后还是不得不无奈地死去, 成为了秋风中的匆匆过客。《封禅书》可以算得上一篇讽刺小说, 讽刺的对象毋庸多言, 就是汉武帝刘彻。当然, 《封禅书》中没有关于房中术的描写, 但对于方士而言, 房中术必是其研究传播的重要内容, 虽说是“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 但对于与皇帝私生活相关的隐秘之事, 司马迁是难以见到的, 《史记》中没有明写, 并不能证明房中术不存在。在高祖时, “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6]。《史记》中只此一处记载, 难以确认即与房中术有关。《汉书·礼乐志》:“又有《房中祠乐》, 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 至秦名曰《寿人》。凡乐, 乐其所生, 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 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 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 更名曰《安世乐》。”[2]大致说来, 房中乐与娱乐有关, 与长生联系密切, 但似乎与房中术还有距离。《汉书·艺文志》载:“房中八家, 百八十六卷。房中者, 情性之极, 至道之际, 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 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所乐, 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 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 以生疾而陨性命。”[2]此处确指房中术无疑, 而且这门学问在当时非常发达, 说明早已备受重视。再加上《礼乐志》中长生长寿的阐释, 应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 房中术在汉朝上层社会中是十分流行的。而汉武帝对长寿不老是渴求了一辈子的, 所以, 房中术的最大服务对象就是汉武帝刘彻。

首要的, 为了解决男人生理的天然不足, 所以刺激了中国房中术的发达。毋庸讳言, 房中术是以性为主的, 又不局限于性, 而是把性与气功、养生结合在一起, 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益寿结合在一起。目前从史籍中看到的是, 它最早出现于汉代, 而且和道家关系极为密切。房中术的重要内容就是性技巧、壮阳术的探讨。房中术讲究“还精补益”, “采阴补阳”。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刚接触道教房中术时便“大为震惊”, 他将其称之为男人对女人的“性榨取”。而另一位着名汉学家李约瑟则与他相反, 认为:“道教从总体上来说是有益于两性关系的发展和提高妇女的地位。”[7]房中术以男性为中心, 在性交中, 基本不顾及女性的感受和需求, 把女人作为延年益寿的工具。在古代, 有的人甚至还提出了鄙视女人、压迫女人的御女术。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说:“能御十二女子, 而复不泄者, 令人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泄者, 年万岁。”[8]这个理论在古代具有性启蒙的积极意义, 但强调御女多人, 以阴补阳, 明显地反映出男权社会中对待女子的态度, 打上了当时房中术为统治阶级的淫乐与长生欲望服务的烙印, 这实际上正是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文化的真实写照。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国古代服务于一夫多妻、一夫群妻制的理论。

面对如此之多的女人们, 富贵人家当然是自顾不暇, 而女人们又有着天然的强烈的生理需求, 于是有机会接近宫中女人的健全男人往往禁不住诱惑, 染指了皇帝的女人, 或者说满足了某些女人的需求, 比如汉武帝时期的韩嫣, 这个兼为武帝男宠的人在武帝的默许下是可以享用皇帝的女人的, 但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对于武帝的母亲而言, 是不可容忍的, 所以最后他还是被处死了李延年的命运更惨, 这个皇亲国戚, 被汉武帝给灭了族。为了保证男人的血缘、血统的纯正, 所以, 古代中国给女人戴上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枷锁, 将女人方方面面都禁锢了起来。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男尊女卑文化关系密切

一夫一妻多妾制与男尊女卑文化之间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男尊女卑文化的存在, 所以产生了一夫一妻多妾制, 而一夫一妻多妾制则深化了男尊女卑文化的发展, 二者可谓相辅相成。

中国人习惯上称女孩为“丫头片子”, 说女儿是“嫁出去的女, 泼出去的水”。孔老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近之则不孙, 远之则怨。”直到今天, 在过年或者其他重要的节日女儿都没有资格呆在娘家, 如此等等。因为女人是给人家养的, 娘家生活形同暂居寄养, 所以说女子出嫁称为“之子于归”, 婆家才是女子真正的归宿。其实女子在嫁出去后, 等待她的也不一定就是幸福, 有着很多的未知数。首先要博得婆婆的欢心, 一般人是坚决不能挑战婆婆的权威的, 否则只能换来像《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一样被休回家的悲剧。其次, 要赢得丈夫的爱心, 即便与丈夫感情弥笃也得建立在博得公婆欢心的基础上, 因为《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悦, 出”[1]。最后, 还得学会与丈夫的其他女人和平相处, 和平往往是暂时的表面的, 多个女人共同拥有一个男人, 自然少不了勾心斗角, 如何在激烈的斗争中存活下来本身就是一大难题。这一切对一个女人而言都是不得不接受的严峻挑战。

为了减少不雅事情的发生, 古代中国对女性严加防范, 对她们从小到大, 从生到死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严格的限定。但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的中国, 女人们的生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多数女人都只能循规蹈矩, 成为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但也有一些女子, 有些被勾引, 有些主动红杏出墙, 可谓感人肺腑, 但在现实中这爱情之火的结局总很难美好, 多以悲剧收场。

“三纲”中的“夫为妻纲”自不必多说, 众人皆知。“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 夫死从子。”[9]“三从”对女人从小到老的一生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冢宰》, 分别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第一要紧是品德, 能正身立本然后是“容”, 即相貌, 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 不要轻浮、随便“言”, 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 能理解别人所言, 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功”, 即治家之道, 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10]“四德”本属宫廷妇女教育门类, 后来与“三从”连称, 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 即“三从四德”。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束缚方面还有一大糟粕, 就是裹脚, 中国文人对女性的三寸金莲情有独钟, 这是一种病态的变态的心理。原因之一, “裹脚”能够体现出女性阴柔的动态的风摆杨柳的美, 缠足其实与今之女士社交活动中穿上高跟鞋的效果很是相像。原因之二, 缠成三寸金莲的小脚后, 女性活动不便, 就可以被限定在一个狭小范围, 从而实现对女性的有效制约和管理。“礼始于谨夫妇, 为宫室, 辨外内。男子居外, 女子居内。深宫固门, 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1]所以古代中国从法律道德等层面对女性的心理、精神乃至外在身体都进行了全面的控制。

在古代还有对女子违反规定之后的惩罚, 其中, 最重要的还是所谓的“出妻”。古代有所谓“七出”, 又叫“七去” (“七弃”) , 它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礼制和习俗中, 规定夫妻离婚时所要具备的七种条件, 当妻子符合其中一种条件时, 丈夫及其家族便可以要求休妻 (即离婚) 。当然, 从其内容来看, 主要是站在丈夫及其家族的角度并考量其利益, 因此可以说是对于妻子的一种压迫, 是男尊女卑文化的集中体现。《大戴礼记》称为“七去”:不顺父母去, 为其逆德也无子, 为其绝世也淫, 为其乱族也妒, 为其乱家也有恶疾, 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 (粢, zī, 粢盛, 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 口多言, 为其离亲也窃盗, 为其反义也”[11], 这七种情况都属于为人妻者不应触犯的戒条。凡是因妻子的行为或身体状况出了问题, 夫家或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在中国古代, “为人妇而出, 常也其成居, 幸也”[12], 意思是能够白头偕老的少, 而被休回家则是司空见惯的事。男人有花天酒地、喜新厌旧的特权, 而女人只有接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 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活在男人的阴影下, 怎么走也难以走出男人主宰的世界。

在古代, 被休回家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离奇古怪的借口。《后汉书·鲍永传》载:“ (鲍永) 事后母至孝, 妻尝于母前叱狗, 而永即去之。”[13]因为在后婆婆面前呵斥了狗而被休, 可见女子的社会地位之低下。《汉书·王吉传》:“始吉 (王吉, 字子阳, 琅玡皋虞人, 今即墨县温泉镇) 少时学问, 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 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 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 邻里共止之, 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 王阳妇去东家枣完, 去妇复还。’”[2]3066王妇竟然因为摘了几个枣子而被休, 不仅如此, 在古代连坐姿不好都可能被休掉。

《韩诗外传》:“孟子妻独居, 踞。孟子入户视之, 白其母曰:‘妇无礼, 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 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 问孰存。将上堂, 声必扬。将入户, 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 入户不有声, 令人踞而视之, 是汝之无礼也, 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 不敢言妇归。”[14]因妻子在家踞坐, 臀部着地, 两腿伸开, 孟子因此请求休妻。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 不是你媳妇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 必须先问屋中有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 必须先高声传扬, 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 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 为的是不让人没准备, 无所防备。现在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 进屋没有声响, 人家不知道, 因而让你看到了她两腿伸开坐着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 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 认识到自己错了, 再也不敢说休妻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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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古代中国的女人也有离婚的权利, 但妻子提出离婚的条件就要严苛得多了。古代中国早就有“三不去”的规定, 在“有所取无所归, 与共更三年之丧, 先贫贱后富贵”三种情形下, 即使是妻子符合于“七出”的条件, 丈夫也不能随意要求离婚。“三不去”是指妻子曾经帮舅姑服丧、娶妻时穷现在富有、妻子父母家族散亡, 被休后可能无家可归。[11]255从规定上来看的确有点温情脉脉, 在实践中却是困难重重, 始终改变不了男女地位悬殊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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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 即使如汉高祖刘邦、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的众女人的命运, 又能有几个是幸福的呢?如薄姬、栗姬、陈皇后一样孤独终老, 如戚夫人一样在勾心斗角中被杀死, 如卫子夫一样无奈地自杀, 如钩弋夫人等被赐死……那么多的女人其实最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牺牲品。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 女人的喜剧命运往往是偶然的, 悲剧的命运结局多是必然的。古代中国以男人为绝对中心,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男人的绝对权威, 而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对女性的控制与性的专属垄断, 满足男人绝对占有的欲望, 保证以男性为中心的血缘的纯洁。不仅仅在中国, 实际上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漫长时期, 都是如此。恩格斯认为, 一夫一妻的家族其基础是建立在男子权力之上的, 他们为保持纯种子孙继承自己的财产, 要求妻子绝对守贞, 而另一方面男子为无限满足自己的情欲, 又过着多妻的生活, 真可谓是“允许男人放火, 却不许女性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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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夫一妻多妾制造就了家族的勃兴和世家大族的出现

一夫一妻多妾制与世家大族之间实际上也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是世家大族把持了权力, 占有了大量的财富, 成为地方豪门。比如西汉时期的灌氏, “陂池田园, 宗族宾客为权利, 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 灌氏宁颖水浊, 灌氏族’”[6]。再比如, 东汉时期的邓氏家族“凡侯者二十九人, 公二人, 大将军以下十三人, 中二千石十四人, 列校二十二人, 州牧、郡守四十八人, 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 东京莫与为比”[15]。美国学者伊佩霞认为不应将世族视为中华文明的破坏者, “这些豪门自认为体现了中国文明, 保持了汉代文化的卓越建树和儒生官吏的传统。有文化的豪门世族形成了稳固的势力, 代替式微的国家成为文化中心, 使中国文化得以发展”[16]。其言从宏观角度立论, 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从世家大族形成的客观角度来说, 世家大族因为世袭的特权世世代代把持了权力, 垄断了财富, 从而就占有了更多的优秀女性, 因而子孙繁衍, 世代相续, 成为影响深远的所谓望族名门。“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说法出自于《孟子》, 具体指“阿意曲从, 陷亲不义家穷亲老, 不为禄仕不娶无子, 绝先祖祀”[17]。在世家望族中, 皇帝应该算得上每个时代的最大的世家望族了。刘邦有八个儿子刘盈被母亲除掉戚夫人和如意的凶残行为吓得将天下大权拱手交给了吕后, 一头倒入了温柔乡中, 其儿子绝不少于八个原代王刘恒有四个儿子, 不过离奇古怪的是这四个儿子在一年中先后都死掉了刘启有十四个儿子。这个数量应该远远大于一般人家的数量了, 这正是因为他们凭借这特权占有了更多生育工具的结果。古代男人占有更多的女人一是为了繁衍子孙的需要, 二是为了满足性的需要。世家大族占有了更多的女人, 从本质来说, 这破坏了男女比例的平衡, 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历史上以及现在的所谓望族其实只是他们的祖上把持了权力、垄断了财富后进行压迫剥削的结果, 然后在此基础上占有了更多的女人, 实际上是因为控制了更多的生育工具的结果。但生于富贵之家却不一定拥有幸福, 许多世家王族的儿子其实最后往往死于非命, 健康存活率应远低于一般普通人家。

四、一夫一妻多妾制导致了老夫少妻的传统文化

就长期自然的生育规律而言, 男女比例应该是基本平衡的。皇帝占有的女性动辄以千计, 以万计, 贵族官僚富人阶层也占有了更多的女性。汉代丞相张苍“妻妾以百数” (《汉书·张苍传》) [2], 丞相田蚡“后房妇以百数” (《汉书·田蚡传》) [2]。有人极力为纳妾制辩护。北朝东魏时的元孝友认为纳妾有三大好处:一可广继嗣二可避免丈夫外淫三可治妻妒。[18]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 但细分析就会发现非常荒唐。说是为了繁衍子嗣而纳妾, 但其实更多的人还是为了满足男人占有纵欲的目的一个人的好坏其实跟妻妾之多少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具有强烈占有欲的男人而言, 多少妾都满足不了他的欲求, 所以自古民间有“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之说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是大自然进化的最合理最科学的形式, 所以爱情应具有排他性, 在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应具有平等的地位, 对于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具有相互制约性, 妻子嫉妒的原因在于男人的博爱、泛爱却不能专爱。

桓宽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古者, 夫妇之好, 一男一女, 而成室家之道。及后, 士一妾, 大夫二, 诸侯有侄娣1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 卿大夫十数, 中者侍御, 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 男或放死无匹。”[19]女子独守空房, 难以得幸, 男子至死没有配偶。这就是因为这种婚姻体制严重破坏了男女之间性别平衡的结果。这样就直接导致“婚姻挤压”, 一个男人在择偶时就很难找到与自己年龄相符的女性, 就把选择范围扩大到下一个年龄层次, 从而形成“老夫少妻”的婚姻状况。而由于男女之间的生理的巨大差别, 女人很难自立, 往往要依附于男人、权力或者财富, 但“老夫少妻”却很难带来真正的长久的幸福。

据说, 北宋着名词人张先, 在八十岁时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小妾。当时与张先常有诗词唱和的苏轼与众多朋友去拜访他, 问老先生得此年轻美眷作何感想, 张先于是随口念道:“我年八十卿十八, 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 只隔中间一花甲。”风趣幽默的苏东坡当即和诗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 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 一树梨花压海棠。”“梨花”压“海棠”, 用来比喻老夫少妻, “梨花”为白色, 喻指银发白须的年老丈夫“海棠”为红色, 喻指红颜年少的妻子。

这个故事叙述详尽, 却难觅出处, 有人怀疑为杜撰, 苏轼所作之诗可能不大。于是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审的考证, 祝淳翔考证最早缘起于清代[20], 清代捧花生《画舫余谭》即有相似记载。清代的刘廷玑《在园杂志》中记载:“春日按部淮北, 过宿迁民家, 茅舍土阶, 花木参差, 径颇幽僻, 主人叶姓, 由博士弟子员而入太学者, 人亦不俗。小园梨花最盛, 纷纭如雪, 其下西府海棠一株, 红艳绝伦。因忆老人纳妾一绝:‘二八佳人七九郎, 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帏里, 一树梨花压海棠。’不禁为之失笑。”[21]陈福康认为至迟在明代就已出现。[22]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七王宠《嘲六十再娶诗》的注中有近似记载, “二八佳人七九郎, 婚姻何故不相当。红销账里求欢处, 一朵梨花压海棠”。明末范凤翼在《范勋卿诗集》卷二十八有《赠李处士八十一岁纳妾》诗:“二八娇娥九九郎, 萧萧白发伴红妆。扶鸠笑入鸳鸯帐, 一树梨花压海棠。”

据宋代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记载:“张先郎中字子野, 能为诗及乐府, 至老不衰。居钱塘。苏子瞻作倅时, 先年已八十余, 视听尚精强, 家犹畜声妓。子瞻尝赠以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 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先和云:‘愁似鳏鱼知夜永, 懒同蝴蝶为春忙。’极为子瞻所赏。然俚俗多喜传咏先乐府, 遂掩其诗声, 识者皆以为恨云。”[23]东坡诗题作《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述古者太守也, 命题之作。《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黄鲁直词谓之着腔诗》:“张子野与耆卿齐名, 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 然子野韵高, 是耆卿所乏处。”[24]张先能与柳永齐名必精通音律, 而桃杏犹解嫁东风, 填词更须歌女吟唱, 张先八十五蓄声妓、买妾是事实, 此诗难说苏轼为之, 但与苏轼应有一定关系。苏轼乐观达观, 风趣幽默, 本身自己就有与张先相近的做法, 所以后人将传说以苏轼比附, 也算空穴来风。东坡作诗调侃是事实, 但不至于出“梨花压海棠”之句。

老年人也有自己的情感需求和生理需求, 只要拥有了权力和财富, 自然可以很容易满足对于女色的需求。在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条件下, 对许多女子, 尤其对女子的家庭而言, 温饱问题是人生第一要务。因此, 获取一定的物质补偿, 更是现实生存之需要, 于是各取所需, 这就是老夫少妻现象存在的现实基础。袁枚的《随园诗话》引康节先生诗云:“花见白头花莫笑, 白头人见好花多。”所以在我们今天一些古代的男八十、女十八的结合者都能堂而皇之, 招摇过市, 与古代对比一下, 似乎古今没有多大的差别。

五、一夫一妻多妾制与寡母教孤文化密不可分

本来女人的寿命一般比男人长, 又加上老夫少妻的现实, 所以, 古代的中国多的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现实。“男性家长一夫多妻, 特别是年长时所娶小妻, 或原配去世后的续娶, 老夫少妻 (妾) , 男性去世后, 家庭的所有负担就都压在了寡居的未亡人身上了。”[25]据说, 大禹七岁时, 其父鲧因治水效果不显而被虞舜处死, 禹由其母艰难度日拉扯成人。“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祷於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 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纥死, 葬於防山。”[6]孔子三岁丧父, 与年少母亲相依为命, 家境艰难, 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孟子两岁丧父, 孟母为教育孟子三迁其家。颜真卿, “少孤, 母殷躬加训导。既长, 博学, 工辞章, 事孝亲。”[26]元稹, “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 贤明妇人也, 家贫, 为稹自授书, 教之书学。”[27]欧阳修, “四岁而孤, 母郑, 守节自誓, 亲诲之学, 家贫, 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 读书辄成诵。及冠, 嶷然有声”[28]。秦少游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 岳飞生而无父, 朱熹十四岁丧父, 其母带其寄人篱下, 艰难度日。

这些人都在幼年时因丧父而经历着苦难, 但最终却都能成就伟大事业, 成为杰出人物。究其原因, 他们的成才与母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在寡居母亲的所有事务中, “遗孤的抚养教育又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25]。众所周知, 古代中国是极端地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 妇女多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她们的主要职能首先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相夫教子,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非常严苛, 这就铸就了她们柔弱温顺、吃苦耐劳、坚韧忠贞的品格, 而这种品格言传身教给了“没爹的孩子”, 这对于孩子的成长起了极大的作用。母亲的教育往往是一对一教育, 在教育过程中, 能够将情感教育贯穿于教育过程中, “将爱渗透到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中”, 融入了情感的教育更容易深入人心, 所以, 更利于孩子的成长, 更能教育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此外, “孤儿”因没了父亲的靠山, 生活陷入困顿之中, 苦难的生活最能锻炼人, 磨练人, 这样就促使幼小的“孤儿”们自立自强, 发愤苦读, 积极向上, 最终成人、成才、成功、成名。这其实就是“逆境出人才”的生动说明。

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寡母教孤文化与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文化密不可分, 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老夫少妻的文化, 才造成了寡母教孤的现象。在古代, 由于封建制度对女性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严格规定, 年轻的寡母们只能将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的孤儿身上, 在严父慈母合为一身的寡母的教育下, 就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源远流长的带有苦涩味道的伟大的辉煌的寡母教孤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文化刺激了中国房中术的发达, 与男尊女卑文化密切相关, 造就了家族的勃兴和世家大族的繁庶, 导致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老夫少妻现象, 在老夫少妻基础上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寡母教孤文化,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这种文化由来已久, 形成原因复杂, 影响甚大。中国传统文化融精华与糟粕于一身, 所以我们今天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必须清醒地看到, 精华与糟粕不能截然分开, 二元论切分法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化的实际, 也不符合今天的实际, 自然也不符合古今中外文化的实际。从这个角度去把握传统文化, 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更客观地把握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哲学和文学。

本文作者:当代历史故事(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70082918117068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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